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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可以探讨适度降低保险公司投资永续债发行人的规模门槛，允许其他机构例如社保、企业年金等就机构来认购银行永续债。”郭益忻提到。根据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数据，截至9月末，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.51%，相较2018年12.7%~12.8%的历史高位下滑25BP~30BP，同时还低于农商行平均水平0.54个百分点。

这个问题，不能只看局部状况，而要从当时全局形势、特别是国共两党对和战态度演变这个根本问题来分析，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。抗日战争胜利如此快地到来，超出人们的普遍预计，周围的情况又在不断变化，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。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明确的，那就是力争实现全国性的和平建设。这不是简单的宣传口号，因为它是人民的普遍愿望。抗日战争打了那么多年，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许多人都兴奋地说“天亮了”，期待的是从事和平建设。国内如果再大打起来，怎么得了？这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生必须见证一次的奇观。这个梦在顷刻间支离破碎。钱江晚报记者从浙江万里学院确认，埃塞航空遇难的浙江女大学生，是该校新闻专业大四学生小陈，金华兰溪人，今年六月即将毕业。朋友们昵称她叫“小鸟”小陈是家中独女。得到消息，父母失声痛哭。她的一位亲属接受采访时说，大学毕业后，小陈曾想去日本留学，但妈妈不放心她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。

但2016年发生的两件事，却把ofo引入另一个方向。这年2月，戴威引入金沙江创投，4月，摩拜单车在上海上市。此时，没有了债务和资源约束的戴威带领ofo开始狂奔，注意，他没有朝着以客户为中心的方向奔，而是朝着以竞争为中心的方向奔去。他的最高目标不是为用户创造更酷的出行服务，而是要灭掉对手。从某种程度来讲，投资人愿意看到这个烧钱氛围。2016年和2017年，互联网人口红利结束，用手机买一个流量，流量单价从最初的5角涨到2017年年底的近30元。5个流量就是一台ofo，ofo成了争夺流量入口权的工具，疏远了作为友好的用户代步工具的这一初心。这意味着ofo估值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加速窜升。

这还要提一桩旧事，发布会上我以为这是苹果第一次为某个国家改变硬件（除了频段调整）；后来有人提醒我，严格来说，这是第二次：上一次是iPhone 3GS发布，为了合规，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行货iPhone没有WiFi功能，只能用3G网络……那是一段比较负面的历史，回过头来，如今苹果为中国用户的改变已经是正向意义，并且在反向输出给世界其他国家——在会后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，库克也说，“我们从中国学会了做大屏iPhone和双卡双待”。

互联网经济的兴起，大幅降低了传播成本，让某些主播在短期内获取巨大流量成为可能。一段“魔性”的表演、一曲动人的歌唱，在互联网的助推下，都可能让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跃升为网红。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、移动互联网发展等带来了宏观环境的变化。同时媒体沟通环境、企业广告、消费者也都发生了变化。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周颖认为，网红经济重构了“人货场”，从“人—货—场”变成“货—人—场（线上）”；重构了需求路径，从“需求—产品—消费”，到“内容—需求—消费”；重构商业逻辑，从“找对人”“用对货”“去对地”，变成边看边买“所见所得”；重构传播模型，从卖产品到卖信任。此外，还重构了营销模式，发展出“跟着买”“种草”（向粉丝推荐产品）的营销。